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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新活力 展现新作为——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事业单位******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河北石家庄：“税动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耿建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和接续措施分批推出，成为减企业之负、增民生之福、保发展之稳、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日，记者来到京畿之地的河北省调研采访，走进位于石家庄正定科技工业园的新大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淑凡告诉记者：“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达到980万元，真金白银的‘红包’加速了资金流动，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整体活力。”

　　张淑凡道出了不少企业负责人的心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各项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惠政策落细落实，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就石家庄而言，今年1至10月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77223户，同比增长8.58%。

　　159亿元退税款到账，真金白银“活血”实体经济

　　立冬节气刚过，11月10日，石家庄提前五天启动供暖，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暖意的同时，石家庄市西郊供热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文智也感受到了税收政策的温暖。

　　“我们公司负责全市1300万平方米11万用户的供热工作，早在供暖期到来前，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公司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大礼包送到我们身边，耐心细致地解读政策要点、指导如何填报。”杜文智细数着公司今年的“政策红利账单”说：“我们已经享受了留抵退税1290万元，这次还能享受向居民个人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免征增值税1260万元。”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今年退税减税的“重头戏”。据统计，截至11月10日，石家庄已有159.12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及时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石家庄，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落地，进一步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五大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赋能蓄力。石家庄市高新区昌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投资建设的河北省重点项目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建设初期资金需求非常大。“今年我们收到的留抵退税款直接以现金形式退还，切实解决了公司流动资金的问题，有利于项目建设更加顺利地推进。”公司总经理王勇说。

　　对河北粟凝香食品有限公司来说，税惠政策让“丽阳晒醋”这一河北老字号的酿醋晒醋技艺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创新。公司负责人袁会然告诉记者，公司今年享受到了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延缓缴纳税费等税收优惠22.6万元。有了这些资金，公司将扩建万坛大晒场丽阳晒醋文化园，研发原浆晒醋新品种，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更强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苏利玲介绍：“作为河北省体量最大的区（县）税务局，我们要为7万纳税人和35万缴费人提供税费缴纳服务。今年以来，我们不断推进‘精细服务’改革，不折不扣落实税费政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便捷高效的办税服务。通过入户走访、线上服务、‘一对一’辅导等方式，及时掌握企业在享受政策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开展定制服务、精准辅导，保证税费红包‘精准直达’。”

　　被企业称作发展“千金方”，加计扣除赋能科技创新

　　走进位于赵县的河北兴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00吨多杀菌素的新项目正在建设。这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生产农药、兽药原料药及制剂产品为主，其主导产品阿维菌素发酵规模名列全国产能前列。

　　“我们公司今年实现了稳步发展，正在筹备上市。”公司总经理刘进峰告诉记者，兴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有能力把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政策抓手。这一政策对准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研发支出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比例多扣除一部分，进而减少企业应纳所得税，为企业增加现金流，同时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促进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刘进峰对此深有感触：“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活力之源，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公司的研发投入一直很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产生了很好的正向激励作用。”

　　记者了解到，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中，石家庄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享受户数、金额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全省保持双第一。最近公布的“2022石家庄科技创新百强企业”榜单显示，石家庄百强企业研发总投入为169.7亿元，新申请知识产权3948件，新授权知识产权2537件。

　　11月初，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圆满完成巴西饮用水处理项目，该项目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铝穹顶盖作为储罐顶盖，在耐腐蚀、轻量化、外观等方面实现突破，进一步提升了在环保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一直以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都是我们科技研发的重要支持，去年我们享受到375万元的研发费加计扣除额，今年前三季度已经申请享受了310万元的加计扣除金额。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快新能源协同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开发，在水治理领域创出佳绩。”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文战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们主要研发生产抗病毒类药物，这类药物研发周期长、资金回流较慢。”位于深泽县的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素娜透露，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实际节省税款支出400多万元，税收红利就像一副“千金方”，为企业增添了实打实的创新动能。

　　“小微”群体最受益，政策“红包”提振发展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小微企业是十足的好消息。”石家庄宇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俊豪激动地说，今年以来，公司累计申请缓缴了30万元左右的税款，缓解了因场地搬迁面临的新厂房租赁、设备器材搬运等多项花销带来的资金压力，对企业来说相当于一笔“无息贷款”。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韧性、就业韧性的重要支撑。但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尤其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资金压力较大，有的甚至面临工资发放难及社保缴纳难等难题。

　　因国内外订单需求持续增多，河北汇康日用品有限公司适时扩大生产规模、购买设备器具，资金周转却出现很大困难。国家税务总局元氏县税务局了解到情况后，辅导企业申报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款18.63万元，并打通“快车道”，在3个工作日内就帮助企业完成出口退税。企业负责人郭雨萌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已累计收到出口退税1321万元，不仅速度快，还不用提交纸质材料，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所有流程。同时，税务部门还帮我们对接金融机构，让我们获得了100万元贷款，进一步缓解了资金压力。”

　　对石家庄众多中小微企业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方式充实了现金流，起到了提振信心、激发活力的积极作用。在石家庄市已获得留抵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达93%，是最主要的受益群体。在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中，小型微型企业占比超七成，同样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主力军。

　　政策效应的叠加，营商环境的提升，激活了石家庄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2022年，石家庄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65家、2899家、15262家。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缩影。目前，河北正积极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变，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也对河北省税务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全国税务系统‘精细服务’改革的试点，河北省税务部门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把信心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紧紧围绕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全面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以税收现代化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助力河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程俊峰表示。

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处处都是装卸作业的繁忙生产景象。韩加君摄/光明图片

　　【记者手记】

　　严寒中的努力坚守

　　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12月10日23时31分，甘肃省甘谷县冀城产业园的户外气温已跌破零度。在杰瑞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六七位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还在变压器前忙着做最后的检查和调试。

　　他们是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的员工。今年3月11日，杰瑞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开工建设。这是甘肃省和天水市大力支持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一期占地1000亩，投资25亿元。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可再生能源，而负极材料则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主要为石墨类材料。”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光向记者介绍，等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大型生产基地之一，还将为当地提供1500个就业岗位。

　　12月11日1时39分，随着国网天水供电公司调度中心下达送电指令，该项目顺利送电，现场发出一片欢呼声。

　　工程部总工程师崔树桢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近一个月以来，为了确保项目成功供电，他和同事经常加班到深夜。“现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正式供电后，车间就可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为接下来的试生产打好基础。”崔树桢说。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公司克服疫情影响，140多名员工全力以赴抓工期、赶进度，现场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保证项目如期推进。生产部经理于文晓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7个生产车间已全部封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将在春节前夕进入试生产阶段。

　　在项目建设现场，厂房的门窗尚未安装到位，临近冬至，当地夜晚的气温跌至零下十摄氏度。生产部员工牛倩全正忙碌地往返于120个窑炉之间，给窑炉烧煤保温。“他的责任心很强，总是不畏严寒，不怕辛苦，力争把任务完成好。像牛倩全一样，我们的员工都很敬业，知道项目现场正缺人手，没有人轻易请假。”于文晓说。

　　每一位员工都立足本岗、尽职尽责，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项目没有一天停工，建设进度如期推进。“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为了让投资尽快见到效益，也是为了回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闫光说，1号石墨化车间预计在本月底率先进入试生产阶段，大家都摩拳擦掌，满怀期待。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电焊工陈井坤在联箱分厂作业。新华社发

　　【基层心声】

　　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讲述人：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陈挺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扛起“高质量发展的大旗”，企业责无旁贷，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

　　成立三十年来，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我国无线电频谱监测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华日通讯始终秉持“振兴中国无线电民族产业”的企业使命，在无线电频谱管理领域不断深耕，不断前行。

　　华日通讯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除了涵盖行业全系列的产品形态外，近年来还在无人机管控、铁路频谱监测、5G背景下车联网等物联网应用场景频谱监测和卫星干扰定位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华日通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新时代十年成都制造业发展优秀企业”。

　　这些年来，我们企业所在地成都武侯区一方面完善政策体系，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对接企业需求、突出精准滴灌，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和落实兑现，差异化制定7类20余项产业扶持政策，初步构建起产业全面覆盖、企业精准匹配的专业化政策体系，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另一方面营造亲商氛围，秉持“企业至上、细致周到”的服务理念，积极推行“点对点”服务、零距离沟通，努力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切实为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关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成都武侯区立即组织重点企业积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也以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深入学习中，华日通讯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频谱安全、社会频谱秩序稳定的使命。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奋进下，华日通讯的发展定将迈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我们一定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采访整理）

　　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的中车铁投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安装智轨电车。庄歌尔摄/光明图片

　　【短评】

　　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报告明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们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调研中，众多企业负责人的话里透着他们抓住机遇、踔厉奋发的决心和信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为企业点赞的同时，也须明确，要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还要为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几年，一些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对此，国家出台诸多纾困解难政策助其爬坡过坎。

　　好政策还须落实好。以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例，税务部门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截至11月10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万亿元。3.7万亿元背后，是千千万万因获得现金流重获元气生机的企业。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不断夯实发展根基，中国经济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07版）

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